[163]这要求我们更深入地革新有关权力概念的基础理论，为现实中新的权力事实形态匹配合理的法理结构。

有学者认为，平台类似于集贸市场、出租柜台的大商场等传统市场组织。[52] 在数字经济时代，以砖和水泥为代表的物理基础设施，逐渐转向以光和芯片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

无论德国的宪法第三人效力理论，还是美国的国家行为理论，都表明私主体并非完全不受公法约束。[63]参见刘权：《论必要性原则的客观化》，《中国法学》2016年第5期，第178页。[11]参见江小涓：《高度联通社会中的资源重组与服务业增长》，《经济研究》2017年第3期，第8页。平台制定的大量规则以及平台同平台内经营者签订的具体协议，往往都被视为格式合同。为更好地实现平台的公共性，除了要最大程度地发挥私法功能，还应适当借鉴公法原理，科学构建防止平台私权力滥用的制度体系。

[5] 平台并非普通的私主体，平台权力也不是普通的私权利，而是具有管理监督性质的私主体权力。其次，网络平台行使私权力应遵循平等原则。[16]Carl Schmitt, Dictatorship, translated by Michael Hoelzl and Graham Ward, Polity Press, 2014, p.118. [17]Giorgio Agamben, supra note [13], p.36. [18](法)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39页。

同时，人们不希望因为这个宪法加剧两德分裂甚至使之演变成永久的事实。穷尽基本法的原则既维护了基本法的权威，也无损于宪法的至上性。[9]根据1988年10月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咨询报告第五册——条文总报告》的记录，有人针对1988年4月的香港基本法草案(第六稿)第四条提问：《宪法》第24条与本条的矛盾能否由《宪法》第31条解决？相关材料参见李浩然主编：《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概览》(上册)，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42页。例外状态和必要状态是德国术语，法国和意大利偏好使用紧急命令和围困状态，英美法则用戒严法与紧急权力。

意思是说，港澳碰到问题，应该先假定在基本法上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依据，换言之，假定基本法是足够用的(supposed to be)。一直到美洲各殖民地立宪之前，应该说根本法=宪法。

[28]See Yash Ghai, Hong Kong's New Constitutional Order: The Resumption of Chinese Sovereignty and the Basic Law,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61-62. [29]See Yash Ghai, Litigating the Basic Law: Jurisdiction, Interpretation and Procedure, in Johannes M. M. Chan, H L Fu and Yash Ghai cd., Hong Kong's Constitutional Debate : Conflict over Interpreta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p.44. [30]参见Websters New Twentith Century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Unabridged Second edition之self-contained词条，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6, p.1646. [31]SeeA. A. Ogilvy, The Self-Contained New Town: Employment and Population，The Town Planning Review, Vol.39, No.1, 1968, p.38. [32]Yash Ghai, supra note [29], p.44. [33]参见叶海波：基本法穷尽主义——兼论人大涉港‘决定的地位，载朱国斌编著：《一地两检与人大常委会的权力》，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9章，第115-133页。回归后的法治是在新的宪制框架内的法治，因此，我将其概括为新宪制法治。第一款内容完全一样，第二款稍有不同。为什么用禁令的语言格式书写呢？这无疑与两个基本法序言第一段叙述的两地长期分别被英国和葡萄牙占领的历史有关。

还有两个更深层次的原因。②合乎港澳基本法的即是合乎国家宪法的。如果我们把目光放远一些，看到港澳被殖民者占领是战争状态[15]的结果，尤其是香港被英国占领更是战争的直接产物，那么港澳的回归就是一个早已存在并一直延续的例外状态的终结。[12]可是，如果我们继续追问下去，规范解释就捉襟见肘了。

(二)港澳基本法自足性假定 在涉及基本法的具体案件中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换言之，站在法官的立场又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曾任教于香港大学法学院的Yash Ghai教授从涉基本法诉讼碰到的诸多难题中提炼出一个发人深省的根本问题：如何看待基本法的性质？对此，他提出了一个连他自己也认为很难达成共识的命题：基本法是个自足的(self-contained)和排他性的(exclusive)文件。郝铁川：中国宪法在香港特区的实施问题刍议，《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13页。

第一层，在西九龙站设立内地口岸区，不改变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区域范围，不影响香港自治权，不减损香港居民自由，而是香港特区行使自治权的具体体现。如何因地制宜呢？总的方针叫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不在港澳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与通常所说的例外状态不同的是：第一，这种悬置不是转而求助于专政，即权力集中化，而是转向新宪制法治，即创造新的特别规范、适用新的特别规范。第一，作为一个规范体系，[港澳基本法+港澳本地法+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是自足的吗？注意这个[]里没有宪法，如何解释呢？Yash Ghai说，自足不是指基本法与宪法无关，或者机制的组成或程序不用顾忌宪法，而是指在中央与特区关系上和法律在特区的适用上，提供基本框架(essential framework)的是基本法。[29] 此何谓哉？自足这个词有四种语义：①性格方面的保守内向、不善交流。中国非常幸运，改革开放与一国两制几乎具有共时性，两个过程相互推进，形成了良性互动。[6]这个词被采用为法律文件的名称始于17世纪。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本法相抵触。

我隐约地有种预感，如果有一天国人丧失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可能主要不是因为单纯的政治因素，更有可能是因为政治经济综合症，即由于政治动荡导致特区丧失应有的经济功能。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基本法制定权的性质，不妨做一个逆向思维实验。

其实，完全没有经济内涵的国家是不可思议的。第二句话阐述了一地两检的必要性，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挥高铁的高速高效优势，二是便利旅客。

这种国家理性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国家理性。7月，中英谈判正式开始。

参见(德)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0-61页。第三层，西九龙站内地口岸区场地使用权的取得、期限和费用属于双方合意，且符合基本法。第三，宪法没有设定特别行政区的期限，因而区别于紧急状态的临时性，至少可以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特别行政区是对港澳地区的一种常态治理术，但也不能断然地认为这是一种永久的宪制安排。通常所说的例外状态是法的悬置，用施密特的话来说就是规范可以被悬置但仍然有效，因为悬置是一个具体的例外。

改革改的是什么？方向是什么？改的是经济政治体制，所以我们经常说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重点在经济改革。中央多次强调要不忘初心，坚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同时要求两个特区政府积极作为。

必须指出，第一根本法并不完全取决于特区宪制法治，在特区宪制法治无力保障国家统一的情况下，国家可以动用紧急权力悬置特区法律。根据效力层级理论，港澳原有法律，与基本法抵触者不得保留。

[11]参见《基本法与宪法的关系(最后报告)》，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专责小组，1987年。很多人可能有一个误解，由于港澳经济自治权非常完整，以为一国的概念只是个政治概念，丝毫不具有经济内涵。

领土完整(territorial integrity)说的是国家对于其领土的神圣权利。在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应当制定适当政策促进和协调各行业发展、提供适当的经济和法律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等规定，符合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根本宗旨。注释: [1]James C. Hsiung, Interpreting the Basic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 Vol. 5, No. 1 ,1998, p. 14 7; Yik-yi Chu, The Falurc of the United Front Policy: The Involvement of Business in the Drafting of Hong Kongs Basic Law, 1985—1990, Asian Perspective, Vol. 24 , No. 2 ,2000, p. 173. [2]See Johannes Chan SC(Hon)C. L. Lim, Law of the Hong Kong Constitution, Sweet Maxwell,2011. [3]参见张友渔：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主政治问题，《法学研究》1990年第3期，第2页。主权决断早于此前已经做出，总决断体现在《宪法》31条，198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于香港问题的具体决断，即对港十二条。

也就是说，如果穷尽基本法也找不到解决之道，而又确有必要采取措施，那就得诉诸宪法，甚至修改基本法。第二自然段论述一地两检措施的合宪性与合法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说香港基本法的实施机制是自足的吗？说自足无异于承认现实。两部基本法结构相同，均分为两款。

从基本法实施机制的角度来说，强调基本法的自足性不利于基本法实施。所以，改革开放，本质上是一个关于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新思路，就是洋为中用，在坚持主体性的前提下融入国际社会的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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